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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诗歌公安派和竟陵派

发布时间:2021-04-12 04:13   作者:明代诗歌公安派和竟陵派

明代诗歌公安派和竟陵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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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万历间,继续起来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,有以公安人袁宗道(字伯修,1560-1600)、袁宏道(字中郎,1568-1610)、袁中道(字小修,1570-1630)为代表的"公安派",时称三袁,宏道最著名。

  "公安派"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,有各个不同的时代,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。因此反对贵古贱今,反对模拟古人。袁宗道说:"夫时有古今,语言亦有古今。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,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?""自司马不能同于左氏,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,不亦谬乎"(《论文上》)!袁宏道说:"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,时使之也。……夫明代诗歌公安派和竟陵派古有古之时,今有今之时,袭古人语言之迹,而冒以为古,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。骚之不袭雅也,雅之体穷于怨,不骚不足以寄也"(《雪涛阁集序》)。他们都看到时代决定文学的变化,时代变了,文学包括形式语言等等,一定要变,一切对古人的模拟抄袭是违背文学发展的趋势的。袁中道以为"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","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,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"。他更具体地说:"性情之发,无所不吐,其势必互异而趋俚;趋于俚又变矣,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。法律之持,无所不束,其势必互同而趋浮;趋于浮又将变矣,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。夫昔之繁芜,有持法律者救之;今之剽窃,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:此必变之势也"(《花雪赋引》)。他指出文学变化是根据两种不同的创作思想来实现的,从"法律"到"性情",又从"性情"到"法律",而其所以变,则为作者所不及知的"气"所决定。这种"气"显然指客观的不断变化的时代。袁中道所指出的文学变化的循环现象虽不一定可信,但他肯定文学始终是在变化,而且为客观的力量所决定,这对冲击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还是有意义和作用的。

  袁宗道说:"有一派学问,则酿出一种意见,有一种意见,则创出一般言语;无意见则虚浮,虚浮则雷同矣"(《论文下》)。又说:"故学者诚能从学生理,从理生文,虽驱之使模,不可得矣"(同上)。他说的"意见"或"理"就是作家的思想。作家首先要有思想修养,文章首先要有思想内容,而绝不是在形式语言上模秦仿汉。这也有力地打击了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。袁宏道更从作家或文章的主观要求提出了"性灵说"。他赞美袁中道的诗说:"大都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,非从自己胸臆流出,不肯下笔"(《小修诗叙》)。袁宏道所谓"性灵",就是上文袁中道所说"性情"。由于重视"性灵"或"性情",袁宏道并不怎样强调"学问"、"意见"或"理",而特别强调了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。他认为"今之诗文不传矣,其万一传者,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、打草竿之类,犹是无闻无识,真人所作,故多真声,……任性而发,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,是可喜也"(同上)。又说:"世人所难得者唯趣,……唯会心者知之。……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,得之学问者浅。当其为童子也,不知有趣,然无往而非趣也。……孟子所谓不失赤子,老子所谓能婴儿,盖指此也。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"(同上)。他重视妇人孺子的"真声"、"任性",赤子婴儿的自然之"趣",显系受李贽"童心说"的影响,对打破封建思想束缚,直抒感兴,比之袁宗道的"学问说"有更大的作用。

  "公安派"的理论对打破拟古主义的陈腐格局是有力量的。他们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。打破传统古文的陈规定局,自然地流露个性,语言不事雕琢,流利洁净,是他们作品的特点。但他们以为"心灵无涯,搜之愈出",而忽视社会实践对作家的决定意义,这就把创作的源头认错了。他们写来写去,只是几处风景名胜,题材狭窄,思想贫弱。他们的作品虽有革新意义,成就不大。

  "公安派"对清代文学如郑燮的散文,袁枚的诗和诗论,均有一定的影响。近代反动文人周作人、林语堂等曾利用"公安派"的"有性灵文字"来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,从而引导人们离开反帝、反封建的革命斗争,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。

  反对拟古主义,和"公安派"同时,还有以竟陵人锺惺(1572-1624)、谭元春为代表的"竟陵派"。他们也主张独抒"性灵",但更多的却是乞灵于古人。他们选《诗归》,目的就在于"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,使其心目有所止焉,如是而已矣"。他们以为古人之精神不是"滞者、熟者、木者、陋者",而是"幽情单绪","孤行","孤诣"。这样他们就把诗文创作引向一条更为狭窄的小路。他们脱离现实生活内容,追求一种"幽深孤峭"的艺术风格,形式主义倾向更为显明。

  晚明产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。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,是公安、竟陵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。著名作家有王思任(字季重,山阴人)、祁彪佳(字虎子,山阴人,1602-1645)等。一般描写山水园林,语言明丽洁净,刻琢精工。王思任的《游唤》、《历游记》,祁彪佳的《寓山注》、《越中园亭记》,可见一斑。鲁迅说:"虽然比较的颓放,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,其中有不平,有讽刺,有攻击,有破坏"(《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》)。在风格上,它们比之陈腐的"载道"的散文,颇多清新之感。

  张岱(1597-?),字宗子,又字石公,山阴人。他出身于官僚家庭,"少为纨裤子弟,极爱繁华"。明亡后,"无所归止,披发入山,戒戒为野人"。他的《陶庵梦忆》、《西湖寻梦》等就是他过去繁华生活的片断记录。这些片断"梦忆",反映了他的国破家亡的感慨,流露着追怀故国、热爱乡土的爱国思想。

  张岱小品散文的题材较广,凡风景名胜,世情风习,戏曲技艺,乃至古董玩具等等,无所不记。这记录了他的生活实际,也反映了明末现实社会的某些侧面,是比较有内容的。他非常熟悉那些生活,因而能写得细致深入,自然动人。如《西湖七月半》记游人情态,描摩尽致:

  西湖七月半,一无可看,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看七月半之人,以五类看之:其一楼船箫鼓,峨冠盛筵,灯火优奚,声光相乱,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,看之;其一亦船亦楼,名娃闺秀,携及童娈,笑啼杂之,张坐露台,左右盼望,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,看之;其一亦船亦声歌,名妓闲僧,浅斟低唱,弱管轻丝,竹肉相发,亦在月下,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,看之;其一不舟不车,不衫不帻,酒醉饭饱,呼群三五,跻入人丛,昭庆断桥,枭呼嘈杂,装假醉,唱无腔曲,月亦看,看月者亦看,不看月者亦看,而实无一看者,看之;其一小船轻幌,净几暖炉,茶铛旋煮,素瓷静递,好友佳人,邀月同坐,或匿影树下,或逃嚣里湖,看月而不见其看月之态,亦不作意看月者,看之。杭人游湖,巳出酉归,避月如仇。是夕好名,逐队争出,多犒门军酒钱,轿夫擎燎,列俟岸上。一入舟,速舟子急放断桥,赶入胜会。以故二鼓以前,人声鼓吹,如沸如撼,如魇如呓,如聋如哑,大船小船一齐凑岸,一无所见,止见篙击篙,舟触舟,肩摩肩,面看面而已。……

  这和作者熟悉杭人风习,观察深入细致,有密切的关系。又如《湖心亭看雪》记西湖雪景:

  ……大雪三日,湖中人鸟声俱绝。是日更定矣,余拿一小舟,拥毳衣炉火,独往湖心亭。看雪雾淞沅砀,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,湖心亭一点,与余舟一芥,园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……

  则别具剪裁,惟取浑括,以诗为文,使散文诗化了。

  张岱的小品散文,语言清新活泼,形象生动,博观约取,简洁有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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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弘治、正德间,土地高度集中,大贵族、大官僚、大宦官等统治集团,穷奢极欲,搜括无度,广大人民破家失业,流浪四方,全国各地不断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;同时地方贵族藩王时起叛乱,外族侵犯频繁:明王朝的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。明初制定并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,这时日益成熟、定型;程、朱的理学教条,通过八股文考试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:它们形成一种有力的精神上的连锁,牢固地束缚着文士们的思想,严重地阻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。三杨的"台阁体"文风依然弥漫一时。这样在哲学思想上就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运动,在文学上出现了"前七子"复古运动。它们同时并起,显然要冲破程朱理学教条、八股文和台阁体文风的统治地位,使哲学思想和文学更有效地为统治阶级服务。

  前七子,指李梦阳、何景明、徐祯卿、边贡、康海、王九思和王廷相。以李、何为最著名。

  李梦阳(1472-1527)字献吉,甘肃庆阳人;何景明(1483-1521)字仲默,河南信阳人。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敢于和残暴贪婪的大贵族、大官僚、大宦官进行斗争的人物。李梦阳曾因弹劾"势如翼虎"的张鹤龄,与尚书韩文密谋尽除刘瑾等八虎,先后两次下狱。何景明也曾因上书吏部尚书许进指控刘瑾而被罢官。在文学上,他们"倡言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",反对"台阁体",一时起了很大的影响。他们使人知道,在"台阁体"和八股文之外,还有传统的、优秀的古代文学,提倡读古书,增长知识学问,开扩心胸眼界,对打击"台阁体""单缓冗沓,千篇一律"的文风,扫除八股文的恶劣影响,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但是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,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。他们的创作一味以模拟剽窃为能,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。后来何景明认为模拟古人"法同则语不必同",并批评李梦阳的诗说:"公为诗不推类极变,开其未发,泯其拟议之迹,以成神圣之功,徒叙其已陈,修饰成文,稍离旧本,便自杌臼,如小儿倚物能行,独趋颠仆,虽由此即曹刘,即阮陆,即李杜,且何以益于道也"(《大复集与李空同论诗书》)?李梦阳也表示悔悟说:"余之诗非真也,王子(淑武)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,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"(《李梦阳诗集自序》)。可见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,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。

  但他们毕竟是关心现实的,因此也写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作品。李梦阳、何景明都写过《玄明宫行》诗,揭露刘瑾穷奢极欲的罪恶。又如李梦阳的《秋望》:

  黄河水绕汉边墙,河上秋风雁几行。客子过濠追野马,将军涛箭射天狼。黄尘古渡迷飞挽,白月横空冷战场。闻道朔方多勇略,只今谁道郭汾阳。

  雄浑有气派,稍能摆脱模拟,直抒爱国感情。

  嘉靖、万历间,外患更甚,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尖锐化,明王朝的统治日益腐败不堪。在文学上又出现了以李攀龙、王世贞为代表的"后七子",再一次发起复古运动,重复着"前七子"的错误道路。

  李攀龙(1514-1570),字于鳞,历城(山东济南)人。王世贞(1528-1590),字元美,江苏太仓人。他们与谢榛、宗臣、梁有誉、徐中行、吴国伦被称为"后七子"。李攀龙"谓文自西京,诗自天宝而下,俱无足观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,诸子翕然和之。非是则诋为宋学"(《明史李攀龙传》)。他的诗文亦以模拟剽窃为能。诗如《古乐府》,篇篇模拟,句句模拟,恰如写字的"临摹帖"。但近体模拟盛唐,也还有一些可取的作品。如《杪秋登太华山绝顶》四首其二:

  缥缈真探白帝宫,三峰此日为谁雄。苍龙半挂秦川雨,石马长嘶汉苑风。地敞中原秋色尽,天开万里夕阳空。平生突兀看人意,容尔深知造化功。

  该诗意境开阔,写景抒情,豪放而含蓄,颇能表现新颖的面目。文则生吞活剥三代两汉,"无一语作汉以后,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",佶屈聱牙,不能卒读。李攀龙死后,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,声势更大。"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,莫不奔走门下,片言褒赏,声价骤起"(《明史王世贞传》),有所谓"前五子"、"后五子"、"广五子"等名目。他主张"文必西汉,诗必盛唐,大历以后书勿读"。持论和李攀龙完全相同。他认为"西京之文实,东京之文弱,犹未离实也。六朝之文游,离实矣。唐之文庸,犹未离浮也。宋之文陋,离浮矣,愈下矣。元无文"(《艺苑巴言》)。对于诗,也是愈古愈好、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。他的诗,自《诗经》而下,至汉魏晋南北朝乐府、李杜诗,无不模拟,连篇累牍,令人生厌。但他往往用古词、古调写时事,比李攀龙的作品略有活气。他的《乐府变》更学杜甫的"即事而命题"。如《钧州变》,揭露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,有一定意义。不过他始终不忘模拟,大堆的陈词滥调,不免淹没了它们的现实内容。王世贞学问广博,著作甚富。"自梦阳之说出,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;自世贞之集出,学者遂剽窃世贞"(《四库提要》)。他的拟古主义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。谢榛(1495-1575),字茂秦,山东临清人,是"后七子"的初期代表人物,后为李攀龙所排斥。他认为"文随世变","有意于古,而终非古也"。在理论上,他似乎并不主张以拟古为目的,而是要通过拟古以自成一家。他所推崇和取法的是李杜等盛唐十四家。"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,录成一帙,熟读之以夺神气,歌咏之以求声调,玩味之以裒精华。得此三要,则造乎浑沦,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"。"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,俾人莫知所宗,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"(《四溟诗话》)。他不主张盲目地拟古,而是要汲取盛唐诸家的创作经验来创造自己的诗,比之李、何是要高明一些的。但他忘记了"世",即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决定作用,而只强调从格调声律上去揣摩盛唐诸家诗,不知它们也正是"世变"的产物,因而不免依然是一种拟古主义或形式主义的理论。宗臣(字子相,扬州兴化人)在"七子"中名不显。他的《报刘一丈书》,描摹无耻文人奔走"权者之门"的丑态,揭露大官僚、大宦官、大贵族等统治集团的横行霸道,淋漓尽致,有深刻现实意义,无心拟古,却传诵至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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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批评较为深刻的,是万历年间的“公安派”。由于其代表人物袁氏三兄弟系湖北公安人,故得此名。

  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(1568-1610),字中郎,号石公,著有《袁中郎全集》;其兄袁宗道(1560-1600),字伯修,著有《白苏斋集》;其弟袁中道(1570-1623),字小修,著有《珂雪斋集》。《明史》皆有传。

  公安派对七子复古有较深刻的批判。袁宏道指出:“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,时使之也。……夫古有古之时,今有今之时,袭古人语言之迹,而冒以为古,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也”。(《雪涛阁集序》)他还说:

 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。文则必欲准于秦汉,诗则必欲准于盛唐,剿袭摸拟影响步趋,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,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。曾不知文准秦汉矣,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?诗准盛唐矣,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?秦汉而学六经,岂复有秦汉之文?盛唐而学汉魏,岂复有盛唐之诗?唯夫代有升降,而法不相沿,各极其变,各穷其趣,所以可贵,原不可以优劣论也。(《叙小修诗》)

  这些议论都是很深刻的。在批判拟古的同时,三袁还曾提出诗文应以表现“性灵”为主的主张。在上面这段文字之前,还有这样的话:

  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,非从自己胸臆流出,不肯下笔。有时情与境会,倾刻千言,如水东注,今人夺魄。其间有极佳处,亦有疵处,佳处自不必言,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。然余则极喜其疵处,而所谓佳者,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,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。

  这些议论,也是很有见地的。

  公安派的代表作品是袁中郎的尺牍、游记等杂文小品。这类作品最能表现他们的闲情逸致。例如中郎的《孤山》一文有云:

  孤山处士,妻梅子鹤,是世间第一种便宜人。我辈只为有了妻子,便惹许多闲事。撇之不得,傍之可厌,如衣败絮行荆棘中,步步牵挂。

  又如《与何湘潭书》有云:

  作令如啖瓜,渐入苦境。此犹语令之常,若夫吴令,直如吞熊胆,通身是苦矣。

  有妻室,作县令,在作者看来,都有苦处。只有作孤山处士,“妻梅子鹤”,才得自由闲适。作者有些山水游记如《雨后游六桥记》、《满井游记》等,都是追求闲适的作品。

  但袁氏兄弟的文章也不尽如此,例如中郎有《监司周公实政录序》、《送江陵薛侄入觐序》诸作,便是关心天下治乱、而且反对宦官专政的。

  与公安派同时稍后的竟陵派,也是反对诗文拟古的。其主要人物有钟惺(1574-1624),字伯敬,号退谷;谭元春(1586-1637)字友夏。因为他们都是竟陵(今湖北天门)人,故被称为竟陵派。他们的文学主张,大体同于公安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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